香港自由生育政策对大陆的启示(旧帖挖出重发)

  香港自由生育政策对大陆的启示

  一、上海和香港:计划生育PK自由生育
  在中国内地,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上海,1平方公里承载3000人。而香港的人口密度为上海的2倍,1平方公里承载了6300人,是中国人口最密的省级行政区。在人口政策上,上海实行“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政策;香港实行的是不干预政策,每对夫妻自行决定生育多少孩子。按说,人口都这么密了,香港得赶紧采取措施向上海学习吧?可是不!香港选择了一条与上海截然相反的道路:当上海为自己人口过多而烦恼的时候,香港正在为它人口不够多而发愁。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2007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明确地说:要大幅度推进香港人口增长,初步预计增加40%以上,使香港人口数量达到1000万。他说“我们决不允许人口老化。要保持竞争力,香港人口必须增长。香港有基本条件为1000万人口谋求相当好的生活。”
  曾*荫*权说的是香港人口的宏观层面。我现在从微观层面来做一点补充:即使,我们从香港明星的八卦新闻里,也是能够感知香港的生育政策的。这里,我列举三对在内地有着广泛知名度的香港夫妻(情侣),和他们的家庭生育状况:
  ◆梁锦松与伏明霞夫妇:5年内生了3个孩子;
  ◆李泽楷与梁洛施(情侣):1年半之内生下了2胎共3个孩子;
  ◆谢霆锋与张柏芝夫妇,3年生了2个孩子。
  张柏芝女士在生二胎后,面对媒体时还豪气地“扬言”:我再生80个没问题!――显然,这肯定不能兑现,但这说明香港人享受自由生育权。另外,生得这么多这么密、这么“豪放”这么“肆无忌惮”,如果在内地,这样的行为就会招致批判,面子上会搞得很难看。计生委工作人员会上门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开导他们“只生一个好”,并催收巨额罚款。这组对比,能给我们看待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相比内地,香港除了在政治制度上属于另类,在人口政策方面它也是一个异数。我们完全可以把香港当作一个人口制度的试验田,观察一下在政府不干预人口、让人民自主决定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的自然增长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到底是促进了繁荣,还是阻碍了繁荣?
  二、人口:香港最核心的、最宝贵的资源
  中国的“人口计生法”第一条说:中国搞计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这个法定政策可以看出决策者的逻辑判断:人口与资源存在一个比例关系;中国的资源太少了,人口太多了,两者不协调。这个“比例论”一直是大陆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强硬理由。可香港的人口实践,证明了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很显然:香港是中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最突出的典型,香港地底下没有石油、金矿、曹操墓。如果我们仔细盘点香港有什么核心资源,那就是人口――而这,恰恰是在最近三十年里被大陆当局视为负担。没有人能否认香港人的勤劳,可勤劳的港人,他们在本土实在没啥可挖。他们的勤劳用在哪里?用在服务上。香港绝大部分的劳动人口从事于服务行业。香港繁荣,是靠港人立足香港、服务全球取得的。当然,良好的制度框架、良好的服务水平也必不可少。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抨击过“重商主义”――那种把沉淀的金银与储备当作财富的陈旧认识。他认为劳动和劳动成果交换,才是一个社会财富永不枯竭的保证。香港正是斯密这种先进财富观的体现:面对人的需求,我为人人服务;人人为我服务;人与人彼此服务。是服务成就了香港的财富传奇。在港人向世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等于每天都挖出了一桶桶金、每月都挖出了一个个金矿。香港的实践证明:合格的服务,本身就是资源;密集的人口,本身就是资源;这种资源与财富潜力,取之不尽、挖之不竭,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土地、金矿、石油才是资源”,这一点对今天的大陆来说,仍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中国内地推行强硬的计生政策是在1980年。这时的中国,被计划经济笼罩。当时的决策人显然对现代经济学原理、对资源认识一知半解、或者一窍不通。他们在盘点中国资源的时候,把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人口)排除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只清点那些金银矿产、和土地物产,然后斩金截铁地说:中国资源太少了!所以中国必须“计划生育”!――“计划经济”是中共从苏联学来的糟粕。区别在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没有、也没敢把“计划”用人口生产领域。这一点,中国做到了。
  有人会说:在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方面,你拿内地和香港比,是没有可比性的。香港教育发达、民众富裕、社保完善,不可同日而语。我同意这句话。问题是:这些并不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领导人管理出来的。它说明,在有效得当的治理下,人口非但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相反它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本钱和机遇。曾荫权忧虑的,就是生怕香港的这种“本钱”不够。
  三、对香港人口最大承载量的分析:既可能是100人,也可能是1000万以上
  中国资源到底能承载多少人?先分析一下:香港能承载多少人?在逻辑上,我们首先来看看:多少土地能养活一个人。在人类的早期的狩猎时代,人们利用石刀和矛,靠捕获猎物养活人口。据陈志武引用的资料说:平均每10平方公里土地上捕获的猎物才能够养活一个人;后来,人类进入农耕时代,靠在耕地上种植谷物,养活一个人所需要的土地大大缩小了。比如1980年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总体上仍处在原始农耕时代。因为这时中国内地的主要劳动人口是农民,主要的生产装备是水牛+木犁,还有镰刀、锄头……靠人力+畜力,精耕细作,5亩左右的地能够养活一个人。这样生产方式太落后了,比如耕地用的犁,跟西汉时期的祖先用的一模一样。我专门查证过。
  我们说:同样是10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狩猎,只能养活1人;农耕的话(比如种水稻),就可以养活3000人。因此,我们无法说清养活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与资源来配套。关键是看你的资源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比如香港:如果全部土地建成狩猎场,那么它基本的人口承载量大约是100人;如果在香港土地上,把适宜种植的土地上全部种上水稻良种,它能简单养活50万;现在,香港搞服务业,曾*荫*权打包票说香港绝对能高质量地养活1000万。香港人口的最大承载量出现了3个截然不同的得数。后者与前两者比较,人口承载量扩大了10万倍、或者20倍。所以说:一块土地对人口的承载量,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同的产业选择、不同的资源利用水平,得到的结论都不一样。
  内地的计生政策全面展开时,中国刚刚结束文革。那时,中国人的精力主要用于“抓革命”,却没有“促生产”,而是“荒生产”。以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获得的粮食产出非常低;低下的产出养活不了太多人,这是不奇怪的。问题是:生产装备、生产方式是可以改进的,只是当时的领导人无所作为。必须看到,这个时期,机械在全世界得到普遍采用,广泛运用到工业、农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国外那些驾驶着联合收割机从事农业作业的普通农民,其1个农民的产出抵得上100、甚至更多的中国农民的产出。这些国家把在农业部门节约出来的国民,引入到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加工、商业服务等领域,造就了发达的商贸。这些国家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土地和资源的单位产出率、养活人数的能力,和中国比,基本上都是以一当百。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毫无建树,在破坏生产力方面却搞得热火朝天。比如毛先生,就很热衷于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送钱、送粮、送拖拉机……在自己国家的人民缺钱、缺粮、缺农机的情况下,对外搞无偿援助。更糟糕的是,那时候的毛,甚至动用国家暴力,对那些试图种植番茄、西瓜的农民予以严厉打击,阻止人民靠经济作物卖钱以改善生活的尝试。这就是有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这时候实质上在“两手抓”:一手,把本国人民的生存资源玩命地向外输出;另一手,玩命地打压人民创造生存资源的努力。这么一来,中国人粮食不够吃、资源不够用、钱不够花。这是必然的。这时中国出现的物资匮乏,显然不是中国人多造成的,而是领导人执政行为怪诞所造成的。毕竟:再多的家当,也经不起这样打水漂;再好的底子,也经不起这样瞎折腾。
  直到毛故去,中共权力继承人自己承认了毛对生产力的破坏的事实,说: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结论是对的,也符合亲历者的记忆。但新的领导层有一个认识是错误的:把前任领导人胡来导致的问题,看成是中国人口多导致的问题,并且基于这样的糊涂认识,粗鲁地、轻率地决定:向中国人口规模开刀,推出“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推行了30年。很可悲。如果1949年后的中国能够像韩国、日本、台湾、香港一样好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国人口够不够用都难说,哪还用得上搞计划生育?
  四、“计划生育”是对中华民族“削足适履”
  中国有一组成语,叫“削足适履、杀头便冠”,说的是:某个愚蠢的鞋帽匠,在面对鞋太小、帽子太小的情况,为了让脚和头容易套得进鞋和帽,不是设法去多找面料、把鞋帽做大一些,以适应使用者的脚和头,而是采取断然措施:磨刀霍霍抡起刀斧!用刀把脚削小一些、把头砍小一些!让脚适应鞋、让头适应帽!
  中国政府对中国人口规模猛削的“计生政策”,我认为就是典型的“削足适履”!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每年增长一点是自然现象,这个现象并不单独发生在中国。在二战后的欧美,也出现过“婴儿潮”。但是,那些数以亿计的婴儿一直是欧美繁荣的原因,而不是负担。可悲的是,当年中国的决策者,不反省自己在执政能力上的欠缺、不考虑自己的前任对生产力施加的人为破坏、不动脑筋在中国已有的资源条件下向装备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不设法提高单位产出、不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却眼睛向内,对本国人口规模开刀。把好端端的一个民族,砍得血肉淋漓。
  1977年――中国计生开展的前夕,邓*小*平去广东考察。广东省的领导向邓汇报说:广东一个叫“罗芳村”的村子,人们纷纷偷渡香港,怎么拦也拦不住。村民在广东种地,一年收入134元;到了香港也种地,一年收入达到13000元。邓总结说:是大陆政策(制度)有问题。――这是邓一生中作出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多的正确判断之一。这个结论,也是我这组系列文章论述的主题。
  看看:同样一批“素质不高”的大陆农民,仅仅跨越了一条深圳河,“养活人的能力”一下子差不多提高了100倍。如果用两者的收入在国际市场买大米,在香港的村民“养活人的能力”,显然是广东那边村民“养活人的能力”的大约100倍。可见:不计生,而是用优良制度、优良管理来配置现有资源,中国资源对人口承载量,还存在着扩容很多倍的巨大潜力。
  五、“削足适履”不可取,提高管理是正道
  香港是丰产的,但香港的丰产并不是孤例。像同时期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有类似的表现,都是在人口高密度的经济体创造出大繁荣的例子。它们代表的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相比而言,中国大陆落后得一塌糊涂。这种落后完全是大陆当局自找的:因为横看世界列国,纵观历代前朝,农民种番茄出售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却要遭受“严打”。因此,中国土地产出低下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穷困是不可避免的。今天,胡*锦*涛发出号召要“提高执政能力”,总算承认执政能力存在不足。我想,“执政能力”里一定包含发展经济的能力。今天,世界还缺乏一个为各国统治者的“执政能力”核算打分的一套方法。简单的参考方法不是没有:借助世界各国的人均经济指标,来评估各国统治者在经济领域的“执政能力”。以上面“罗芳村”故事里透露的数据为例:如果说当年香港领导者的执政水平是100分,那么同时期,大陆领导人体现出的执政水平只能得1分左右,在国际比赛中几乎是交白卷的、成绩接近倒数第一的选手。所以说:1980年,中国应该淘汰的肯定不应该是人口,而是中国决策权人头脑里的那一团团的浆糊。
  我前面说,毛在经济与民生治理能力方面大约只能得1分,那么中国现在呢?能及格吗?答案是:成绩是进步了很多,但离60分及格线还很远。你看,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一路猛追,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日本的1/10。如果说,代表先进水平的日本若是得了100分的话,那么,比较粗糙的结论是:中国只得了10分。再举个例子:在节能降耗努力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同样耗费1吨标注油的情况下,香港产出的GDP是内地的5.3倍;在内地政府的服务效率方面,10个公务员一天所为,能不能顶得上得上1个香港公务员呢?每个大陆纳税人会有自己的答案。这都说明:在提升管理水平、提高产出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空间。
  客观地说:希望中国能够可持续发展、希望人与自然相协调,这个思路是有价值的。但显然:把中国的穷,归结为中国人口的多,从而搞“计划生育”,很可能开错了药方;为了让中国人口与低下的统治能力相适应,把人口规模砍小一些,搞“削足适履”;把资源利用能力差、领导能力的欠缺,当作淘汰人口的借口,对一个伟大的民族实现自我阉割,是悲剧。
  前政府高官彭*佩*云曾经代表政府说:中国的计生“为稳定世界人口作出了贡献”;还有人说计生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甚至有人说中国因为计生成就而“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似乎计生掉的中国人口,是和减排的二氧化碳、和减排的工业污水一样,都属于“应该消失”的有害废料……这样的调子太缺乏人性。它像李莲英主动切割自己的生殖能力一样,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文明社会早有定论。
  假如有一天,人口膨胀真的演变成了世界性的危机、并且问题严重到跟原子弹一样威胁到了人类和平、像“碳排放”一样威胁到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地步,那怎么办?――即使到这样的地步,中国政府也不能单独自行阉割,而要去学习美国人、欧洲人:当杀伤性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时候,美国努力把世界最大的武器生产国拉到谈判桌,展开“削减武器”谈判;当碳排放威胁人类未来发展的时候,欧洲人把世界最主要的碳排放国拉到谈判桌,推动“控制碳排放”谈判。这个思路是对的:人类有危机,就发动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协作解决。全球人口都在增长,凭什么单单由中国来“稳定人口”?以中国一己之力,挑得起世界“人口维稳”的重担吗?――可惜,举目四望,我们看到,在这个星球上大约200个国家,唯独只见中国在“自宫”。中国决策者在既没有人民授权、也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有没有资格对本民族人口自行展开阉割?阉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六、人权也是竞争力,保障人权也能促进繁荣
  在前面,我列举了香港3个家庭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例子。设想一下:如果香港和内地一样也实行计生,这3个喜欢孩子的家庭,他们在香港会过得开心吗?不会。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离开(更多的人、更多的资金也会离开)。无论作为投资移民还是技术移民,3个家庭都有资格、都能轻易地找到新的、幸福的栖息地。想一想:每一户这样的家庭离开,对人口基数减少了的香港而言,是增加了一份繁荣呢?还是流失了一份繁荣?答案是明显的;上述家庭,会选择移民上海吗?答案也很明显:他们会绕开上海。
  这就显示了一点:仅仅计生,就使上海在与全球性大都市的竞争中,处在了一个下风、和劣势的位置。因为:自主生育被全世界认为是一种基本人权、基本自由。唯独中国,挑战这个共识(似乎世界上唯独中国属特殊情况!)对一个地方而言,保障人权也是竞争力,保障人权能促进一个地方的繁荣。再结合前面所说:当内地人民连种番茄、卖番茄的经济权利也没有的时候,就导致了普遍的民生灾难、和经济萧条。自然,香港的李嘉诚们也断然不敢来上海做商务;在内地承认经贸权之后,李氏父子就来了。但是,李泽楷依然还有“怕”,他起码是不敢带着一家人落籍上海。
  仅仅是自由生育――这一项被很多人漠视的人权缺失,都会给一个地方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带来负面影响。而经济自由、言论自由等其它类项的人权的缺失如果叠加起来,带来的后果更是致命。文革时期的中国,就是触目惊心的例子。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违反人性的制度存在,对一个地方而言就是自我树立了一个发展的障碍、自找了一种竞争劣势;一个地方的人权保障总跟不上,那么它的发展前景总不会明朗。当上海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地说要追赶香港、打造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时候,它需要检讨自己:能不能保障在自己地盘上的人获得安全、公平、尊严?上海能不能让顶尖的金融人才梁锦松安心?能不能让金融投资家李泽楷安心?不能的话,上海就会与千千万万个梁锦松、李泽楷失之交臂,上海的金融中心的建设就缺乏足够的支撑;就算勉强支撑起来了,也是脆弱的。一旦情况不对,人家就会飞速逃离。
  前面我举例说:人权缺失,导致繁荣流失,是在分析繁荣的成因。我的看法是:繁荣和发展,是为人的幸福服务的;是良好的人权,造就良好的发展局面。中国的计生,为了人均GDP好看一点,却轻视家庭幸福、削减人权,是本末倒置。在这个问题上,球一直在政府那一边。对中国政府来说,谦卑、严谨地审视中国的人口政策,厘清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仍是时候。刘*少*奇说“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是对的。历史既会写:哪个执政者在中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计划生育;历史也会写:哪个执政者,修正了它,终结了它。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占中国面积万分之一香港、因为曾荫权说了香港能容纳1000万人,就简单地在1000万的基础上乘以1万,说“中国可以容纳1000亿人”。但是,中国到底能够承载多少人?中国政府拟定的“计生工作目标到2050年人口不超16亿”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无疑需要重新评估。以过去的年份、以中国对资源的低劣的利用水平、以对资源的浅薄认识,作为中国人口容量的评估口径,当然是不行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今天的决策者需要认真面对新形势下的老问题,这需要良知、远见、智慧、和魄力。香港的人口生育实践,为大陆当局拓展思路、重新探索,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镜鉴。
  201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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