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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我的导师查理—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被发现腹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为他做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同行中的佼佼者,他还发明了针对胰腺癌的手术治疗方案,可以将患者生存率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丝毫不为所动,他没有接受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手术,

  医生在长期职业生涯中已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出私人情感” 。但在私下医生们还是会各自交流和发泄。有许多医生同事对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不要折磨我。”医生们都明白,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他们常常问自己:“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呢?”这些医生说的话都是真挚的、诚恳的。有些同行为避免被过度抢救的结局,还专门在自己的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甚至还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自己的身上。

  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过度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在自己的身上呢?

  首先说病人扮演的角色。假设甲病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在通常情况下,甲病人的家属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已变得无所适从。当病人家属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伤时,往往已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的话也只能心不在焉地听着。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都会说:“是!”

  很多人可能都以为心肺复苏术(CPR)是一种可靠的维持生命方法,事实上它的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了心肺复苏术(CPR)术而后送到急诊室来的病人,他们当中只有一位男性最后走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其它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者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接受心肺复苏术(CPR)后复原的机率也很小,而要忍受的痛苦却是巨大的。知识的欠缺、错误的期待是导致产生错误决定的主要原因。

  即使医生不想进行“无效的过度治疗”, 但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也必需找到一种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试问:当急诊室外站满悲痛、甚至歇斯底里的不懂医学的病人家属们时,医生和病人家属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和谐关系吗?!如果医生不建议、不提供积极的治疗方法,那么病人家属很有可能会认为医生们对治疗病人不积极、不主动,或者会认为是为了省事、省时间、省钱等等原因而激化双方矛盾。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少言寡语,他们面对的压力都是一样的。我在任何情况下,当面临“临终治疗选择”时,我都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告诉病人的家属。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解释清楚。假如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给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即使病人已转去别处治疗,我依旧不能停止责备自己。我曾收治过一位出生于显赫政治世家的律师病人。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血糖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已损害她的心血管、肾脏和神经系统,她的双脚血液循环很糟疼痛难忍。我根据她的病情,权衡利弊后告诉她应避免做外科手术。但是,她根本不听我的劝阻,还是找了一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病情,就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有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由于糖尿病她的手术创口无法愈合,她的双腿很快开始坏疽,最终被截肢了。两周后,她在那个为她进行手术及所有治疗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去世了。

  从这类故事里想挑出医生或病患的过错并不是件难事。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在这些不幸的例子中,有一些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一切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过度的治疗。然而,即使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个医疗体制仍然能够使人身陷囹圄。

  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78岁,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15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依靠机器来维持生命的治疗。杰克突然在某个周六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当时他的妻子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将他插了管,转入重症ICU监护室。这简直是杰克的噩梦。当我匆匆赶到医院并接手为杰克治疗时,我拿出杰克的病历本和他的私人意愿文件,与他的妻子和医院相关部门商谈后,拔掉了杰克的生命支持,随即守护在他的身边。两小时后,他安然地走了。

  我根据杰克的意愿,并有文件为据,为杰克作临终抉择。但是这也没能让杰克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死去。事后,一名在场的护士将我的拔管行为,以“涉嫌谋杀”上报给医疗监管机构。这个监管机构进行了干预。因为杰克生前留下的大量文件,清晰地证实了他拒绝临终抢救,我做的全过程都有理可循,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然而,每一位医生都不想面对法律机构的质疑。如果当时我完全忽视杰克的私人意愿,将他留在重症监护室里苟延残喘,靠机器延续他的生命,能拖一天是一天。如此,我还能多赚点诊疗费,也会让保险公司多付近50万美元的账单。这就是许多医生过度治疗的最终结果。

  医生们对这种过度治疗见得太多,所以医生们大都不会对自己进行过度治疗。病人能呆在医院或家里宁静地离去,伴随的过度治疗的疼痛也可以被更好地缓解。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更为重要。经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院的终晚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而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长久。

  放弃临终抢救!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绝大多数医生都会说:不!

  我—作为一名医生,我会像选择同样决定的同行们一样,我会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了我的意愿:放弃临终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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