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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28 姚轩鸽 税伦理

  税收现代化系列之二:“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要义

  “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要义

  自古及今,关于“法治”内涵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有发生性的、关系性的、功用性的,也有比喻型的、外延型和描述性的,以至于权威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在对“法治”进行解释时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征,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的原则、公平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法治的概念是一个理想,包涵不同的层次,在一个现实的环境里,这个理想的不同层次,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实现。”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则是:“法治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目前关于“法治”比较权威的定义,无疑来自于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大会,会议达成的共识是:法治是指“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奉行法治的立法机构的职责是要创造和保持那些维护基于个人的人类尊严的条件,这种尊严不仅承认个人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且要求促成对于充分发展其人格乃是必要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而这一定义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强调了法治的终极目的及其必要性,能为各种法治概念提供明确的价值导向。

  事实上,法治是一个人类社会治理应该怎样的道德原则,因此,正如道德原则有优劣之别一样,法治也有优劣之别。德治有良德之治与恶德之治,法治也有良法之治与恶法之治。就人类社会创建一切原则规范制度的终极目的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看,文明社会追求的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应该尽量避免或规避恶法之治。道理在于,良法之治显然具有绝对的正价值,最符合法治的终极目的,有助于法治终极目的的实现;反之,恶法之治则具有绝对的负价值,仅仅相对于无法治状态才具有相对的正价值。根本说来,因为恶法之治有悖于法治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无助于法治终极目的的实现。法治还应该是一种依据法――这种权力性规范――来调节重大人际利害行为的原则或过程。因此,由于所依之法的优劣之别,便有了良法之治与恶法之治,有了优良法治与恶劣法治的区别。
  二、“法治现代化”的内涵
  由于人类的现代化知识――特别是对于现代化目的和现代化行为事实如何规律的认识,总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贫乏,越来越真实,而不会越来越虚假,越来越接近人道自由和公正平等原则,越来越会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一般而言,良法与“现代”便具有正相关性,即越是现代法律,越会优良,反过来,越优良的法律,越具有现代性。因此,古代法律的优良性要小于现代法律的优良性。而被现代“恶法”所“转化、变化、产生、改变、改造或创造”的活动,仅仅具有法治现代化之名,并无法治现代化之实。

  弄清楚了“法治现代化”的内涵,“税收法治现代化”的内涵便呼之欲出。“税收法治现代化”意味着:
  毋庸置疑,现代税收治理价值观念的符号体系是符合人道自由、法治民主、公正平等文明价值观念的符号体系,因此,“税收法治现代化”是指被一种现代税收法治价值导向系统或者规范体系之语言符号与思想心智所“化”的东西。这种现代税收法治规范体系是税收征管双方“应该且必须如何”处理各种征纳税者之间涉税利害关系的权力性规范与准则,是人类税收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基石。
  也就是说,凡是被这种现代税收价值、现代税收法治行为规范与准则之语言符号与思想心智所“化”成的东西就是“税收法治现代化”。如果是被这种现代税收价值、现代税收法治行为规范与准则的语言符号与思想心智所“化”之对象是精神领域便有“税收法治精神现代化”;如果是被这种现代税收价值、现代税收法治行为规范与准则的语言符号与思想心智所“化”之对象是法治规范领域便有“税收法治制度现代化”;如果是被这种现代税收价值、现代税收法治行为规范与准则的语言符号与思想心智所“化”之对象是物质技术领域便有“税收法治物质技术现代化”。

  第三,“税收法治现代化”应该且必须遵从现代法治的原则。即征税应该且必须通过法律,征得每个国民或者其代表的同意,要尽可能地体现和反映全体或大多数国民的税收意志。可以说,“税收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和过程就是不断减少税法民意基础不广泛、不坚实的现状,更加全面地体现和反映所有或者大多数国民的税收意志。毋庸讳言,“税收法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税权”的优化,即税权“合法性”的扩大。

  毋庸置疑,“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税法的缔结越来越符合人道自由原则,越来越符合平等、法治、限度、民主的一般自由原则以及政治、经济、思想自由具体原则的过程。“税收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有助于税收治理越来越接近人道自由以及平等、法治、限度的一般自由原则,还要越来越接近政治、经济、思想自由的具体原则。理论上讲,“税收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每次哪怕是走近这些原则一丁点儿,都是一种进步,都应该给予及时的肯定和鼓励。

  具体地说,征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纳税人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应该且必须遵从“完全平等的原则”,它们之间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应该且必须遵从“比例平等的原则”,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完全平等分配优先于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平等分配。
  因此,“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规范体系虽然可以随意制定,但优良的“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规范体系只能通过“税收法治现代化终极目的”从“税收法治现代化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中推导制定出来,而且,“税收法治现代化”的客观本性不容违背,只能越来越优良,是可以普遍化的。
  “税收法治现代化”的价值是指“税收法治现代化”价值客体的固有属性,对于“税收法治现代化”主体需要及其经过意识转化的各种形态,诸如欲望、兴趣、目的等的效用。优良的“税收法治现代化”的规范体系既符合价值客体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又符合“税收法治现代化”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尽管“税收法治现代化”的原则规范可能千差万别,但优良的“税收法治现代化”的原则只能从“税收法治现代化”价值客体的固有属性,从“税收法治现代化”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中推导出来。而且,评价一个“税收法治现代化”原则体系优劣的终极标准在于,只能看其是否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摘录于姚轩鸽著:《税道德观:税收文明的伦理省察与探寻》(中卷),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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